~清风明月 发表于 2019-5-5 15:54:05

谈酒论道——孙大午先生访谈录(1)

谈酒论道——孙大午先生访谈录(1)

文/李寻的酒吧

孙大午先生(左一)正在接受本刊记者李寻(右二)的采访

被访企业家:孙大午本刊记者:李 寻
被访者简介: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大午集团监事会监事长,私企立宪制设计人。曾受聘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企业家顾问等。

在很多场合下,人们需要借酒放松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从各种报道中了解到,您是一位把企业当作社会来建设的企业家,您的企业理念独具特色,已有很多专家做了研究。我这次采访想以酒为中心跟您聊一聊,酒的话题比较放松,能谈出更多的性情与天性,或许也能在访谈过程中传达出您的一些理想、信念和感悟。读了司马英华写的《风雨孙大午》,觉得酒在您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喝酒的传神故事,比如村支书的外甥把您打伤,您出院后和村支书喝了一场酒,杯酒释恩怨;还有2003年您被抓释放之后的第四天,县委书记、检察长这些县政府官员请您喝酒,在当时的场合中,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酒作为媒介,这两次很重要的谈话会不会进行得那么理想和顺畅?孙大午(以下简称孙):对我来说没什么,尤其是后面一次谈话,中央二台播过介绍当年案情的节目,叫《道德与法律的无奈》,节目里有检察长的发言,她说“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但是法律有这种规定,作为执法者,我们必须得执法,这是我们的天职,不是说你孙大午为人正派,就不能依法治罪,不是说孙大午道德高尚,就不用认罪,我们是按法来衡量,不是按道德来衡量”,这些话说明我本人的道德没有问题,这件事的责任在他们,所以是他们不好意思见我,需要借酒放松,后来他们见了我仍然不好意思,我就劝他们没必要这样,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他们能主导的。
我实际上成为了两种意见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记:这两场酒都挺有意思,您觉得哪场酒喝得最痛快,喝完酒后是否完全释怀?孙:我觉得这两场酒喝得都比较痛快,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跟村支书喝酒是我主动找上他,他并不是真要打我、要跟我结仇,而是想入股、想要点钱,所以对弱者,要考虑他的心理因素。跟县政府领导喝酒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他们迫于舆论压力,需要给我、给社会以及中央领导一个交代。这后面有一个重要背景,当时农业税改革迫在眉睫,党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大致分成了两个派别,一边主张取消农业税,一边主张农业税和农业费合并征收,我那时正好去中南海进言,谈农村问题,最早是从北门进的,由当时的一位副总理主持会议,出来以后,和我一起去的一位河北省委秘书长就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中南海,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又推荐我上南院去谈农村问题,他说别去北院,南院是制定政策的,所以第二次我去了南院,进的西门。2003年3月13日我到北大去演讲,演讲中我谈到了自己对农业税改革的看法,我说:“为什么费改税?一共是400亿的农业税、400亿的农业费,一共800个亿,还不如统统砍掉”,我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应该取消农业税,这就是后来我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的关键原因,在中央两种声音的博弈当中我做了牺牲品。我到北大演讲之前,杜润生老先生劝过我不要去,他建议我找中央主要领导人谈,他主动帮我把会面的请求递上去了,结果赶上各省省委的领导班子换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顾不上我说的农村问题,于是有了3月13日的北大演讲,才惹出了后来的风波。本来我要被判十年,并开除党籍,可是很快就把我放了出来,还保留了我的党籍。在我出来后不久,也就是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就宣布农业税和农业费要在五年内取消,实际一年后就全部取消了,显然,在中央的博弈当中,支持取消农业税的一派占了上风,上面决定从轻处理我,否则,我出不来,推荐我去见中央领导的杜润生也要被牵连。请我喝酒的县委书记是个文人书生,本来不喝酒的,自从2004年两会公布了要取消农业税的规定之后开始和我喝酒,当时我还在服刑,被监视居住,他来我这儿和我喝过很多次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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