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酒论道——孙大午先生访谈录（1）
文/李寻的酒吧孙大午先生（左一）正在接受本刊记者李寻（右二）的采访
被访企业家：孙大午本刊记者：李 寻
被访者简介：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大午集团监事会监事长，私企立宪制设计人。曾受聘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企业家顾问等。
在很多场合下，人们需要借酒放松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从各种报道中了解到，您是一位把企业当作社会来建设的企业家，您的企业理念独具特色，已有很多专家做了研究。我这次采访想以酒为中心跟您聊一聊，酒的话题比较放松，能谈出更多的性情与天性，或许也能在访谈过程中传达出您的一些理想、信念和感悟。读了司马英华写的《风雨孙大午》，觉得酒在您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喝酒的传神故事，比如村支书的外甥把您打伤，您出院后和村支书喝了一场酒，杯酒释恩怨；还有2003年您被抓释放之后的第四天，县委书记、检察长这些县政府官员请您喝酒，在当时的场合中，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酒作为媒介，这两次很重要的谈话会不会进行得那么理想和顺畅？孙大午（以下简称孙）：对我来说没什么，尤其是后面一次谈话，中央二台播过介绍当年案情的节目，叫《道德与法律的无奈》，节目里有检察长的发言，她说“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但是法律有这种规定，作为执法者，我们必须得执法，这是我们的天职，不是说你孙大午为人正派，就不能依法治罪，不是说孙大午道德高尚，就不用认罪，我们是按法来衡量，不是按道德来衡量”，这些话说明我本人的道德没有问题，这件事的责任在他们，所以是他们不好意思见我，需要借酒放松，后来他们见了我仍然不好意思，我就劝他们没必要这样，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他们能主导的。
我实际上成为了两种意见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记：这两场酒都挺有意思，您觉得哪场酒喝得最痛快，喝完酒后是否完全释怀？孙：我觉得这两场酒喝得都比较痛快，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跟村支书喝酒是我主动找上他，他并不是真要打我、要跟我结仇，而是想入股、想要点钱，所以对弱者，要考虑他的心理因素。跟县政府领导喝酒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他们迫于舆论压力，需要给我、给社会以及中央领导一个交代。这后面有一个重要背景，当时农业税改革迫在眉睫，党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大致分成了两个派别，一边主张取消农业税，一边主张农业税和农业费合并征收，我那时正好去中南海进言，谈农村问题，最早是从北门进的，由时任副总理的吴仪主持会议，出来以后，和我一起去的一位河北省委秘书长就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中南海，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又推荐我上南院去谈农村问题，他说别去北院，南院是制定政策的，所以第二次我去了南院，进的西门。2003年3月13日我到北大去演讲，演讲中我谈到了自己对农业税改革的看法，我说：“为什么费改税？一共是400亿的农业税、400亿的农业费，一共800个亿，还不如统统砍掉”，我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应该取消农业税，这就是后来我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的关键原因，在中央两种声音的博弈当中我做了牺牲品。我到北大演讲之前，杜润生老先生劝过我不要去，他建议我找中央主要领导人谈，他主动帮我把会面的请求递上去了，结果赶上各省省委的领导班子换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顾不上我说的农村问题，于是有了3月13日的北大演讲，才惹出了后来的风波。本来我要被判十年，并开除党籍，可是很快就把我放了出来，还保留了我的党籍。在我出来后不久，也就是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就宣布农业税和农业费要在五年内取消，实际一年后就全部取消了，显然，在中央的博弈当中，支持取消农业税的一派占了上风，上面决定从轻处理我，否则，我出不来，推荐我去见中央领导的杜润生也要被牵连。请我喝酒的县委书记是个文人书生，本来不喝酒的，自从2004年两会公布了要取消农业税的规定之后开始和我喝酒，当时我还在服刑，被监视居住，他来我这儿和我喝过很多次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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