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酒论道——孙大午先生访谈录（2） - 酒评网 www.jiuping.cn

孙：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应该是关注过这件事的，有三个证据，一个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我落难的时候支援了我1300万元，温家宝总理去过柳传志那儿，他们谈到过我的事情。后来我到柳传志那儿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午，我这儿再大也是一亩三分地，大午你不是，你是给农民做了一件大事。他那时应该知道底细，了解中央对我的态度，所以那么果断地给了我1300万。还有就是一个人说见到胡锦涛主席时问过我的事，胡锦涛主席没有表态，然后又见了温家宝总理问我的事。这个人说抓我中央常委不知道，放我中央常委都知道，当然他提供的消息未必可靠，我不太相信。第三个比较可靠的信息是，我进了看守所之后谁都不能见，唯一能见的是北京来的新华社内参的记者，而且由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陪同，第二次见这位记者的时候，他们带着摄像机、录像机给我录像，他们提问，让我回答，告诉我这是中央领导人要的东西，让我实话实说，他们并没说中央领导人是谁。当时这位新华社的内参记者还给了我名片，说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但我当时在看守所里，名片被当时在场的公安局长收了。后来我见到了我的律师和我的儿子，告诉我儿子这位记者的名字，让儿子去北京找他，问一问他写的采访是给哪位中央领导人看的。一个多月后，我儿子回来了，说见到那位记者了，我儿子问他要采访看，那位记者说：“你爸爸的录音、录像我们用简化的程序写好，交给上面看了，不要说你看不到，你们河北省委书记也看不到，只有中央九个常委才能看到。”以上这三个方面证实，中央领导是关注过我的事情的，尤其是柳传志和那位新华社内参记者的话比较可信。

孙：不论是搞企业的人、还是政府高官都想听真话，但很多时候他们要听的是他们想听的真话，假如说出的真话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有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他们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预先的判断，希望顺着他们的思路讲。我们现在做企业咨询也是这样，咨询者只想听对他们有利的真话，所以真话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声音。

孙：我常说“醉酒之人人最真”，酒能让人敞开心扉说话，县委书记跟我聊了很多他自己的事，非常真诚地跟我交流，对我很尊重，就算是有些在他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也尊重我的决定。2004年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之后，徐水县政府研究决定给我办点事作为补偿，在城郊开发区最好的地段给我划分了200亩地，零地价给我，这是什么概念？在当时，一亩地价值60万，200亩地就是1.2个亿，我当时资产就是1.2个亿，零地价给我也就是一亩地只收3万6千块钱，但我没要。他们很吃惊，问为什么，我说要了土地以后，我的一部分企业得搬到开发区，那么我建“大午城”的理想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不愿意，跟他一起来的常委提议说可以跟别人合作开发，但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们企业并不只是图钱。县委书记没想到我在金钱面前如此坦荡，所以后来他调到外地当市委书记，我去看他，他开着会都停下来，中途出来见我，他是知道我的人格的。县委书记以前不会喝酒，从见了我以后开始喝酒，酒量一开始不行，后来能喝半斤。

孙：我不认同西方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西方经济学认为能挣钱的才是企业，但挣钱其实只是一种能力，能挣钱的手段太多了，这是商人思维，不是企业家的行为。我认为“人”“止”为企，以人为第一位的才叫企业。我常常讲到“家业”“企业”“事业”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逐步上升的。什么是“家业”？家业是财富的传承，传股票、传基金、传房产，这些儿女可以直接继承，这种传承是最简单的。企业的传承就难一点儿，是能力的传承，儿女不能直接继承，只有团队能传承下去，比如他的兄弟和他的元老，有本事的人才能担任企业的董事长。企业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事业，事业和企业的区别在于，文明理念是事业传承的第一位，而不是金钱财富，文明理念也就是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事业的基点和灵魂，要想传承事业必须有制度的传承，事实上，家业和企业也有制度传承，家业是财富制度的传承，谁是老大就传给谁，到了企业是管理制度的传承，谁是大股东就传给谁，这是能人才能操作的制度，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制度，事业传承的制度是笨人都能操纵的制度。

孙：你提到的这几位，都是能人、伟人、了不起的商业奇才，但前两者跟张謇比，不是一个概念，像李嘉诚，他的产业办得再大也还是家业，在历史进程中都是过眼云烟，在任正非的企业中，效率、效益决定一切，比如说不用四十岁以上的人，就是一种商业化的商人思维模式，他追求的是功成名就、伟人的功业。张謇不以名利为目的，他追求的是一种情怀、一种胸怀，他的企业思维以人为第一位，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让人们能享受到财富，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企业行为，但是离“事业”层次仍然有距离，因为他的理念虽对，但没有形成制度，比如说选举制度，张謇之后由谁来接班？管理层怎么更替？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制度方案。纵观世界的企业，实际上都没有形成制度，顶多使用的是文化管理制度，还达不到文明层面、治理层面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