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寻谈酒 || 酒是良药：过去与现在

~清风明月

文/李寻的酒吧

想不到2020年是以一场大的疫病开始的，从1月起，横贯了整个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蔓延到全国、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截止到2月7日早上8点，确诊人数达到31224人。和历史上一切大的瘟疫一样，在防治的过程中，酒的药用作用又被重新提起，杭州市在给居民的防疫防控措施中，有一条是“适量饮酒”。酒友们当然很受这个消息的鼓舞，为饮酒又找到了一个理由。那么酒到底有没有药用作用呢？我们在此回顾一下酒作为药物的历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酒自诞生以来，就被当作药物看待，中国关于白酒的起源记载，就在李时珍所著的著名药典《本草纲目》里。西方也一样，特别在14世纪中期到18世纪前期黑死病流行期间，蒸馏烈性酒如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都被当作重要的抗疫药物来使用。当时酒在西方属于处方药，只有医生开了处方才能使用，而且在应用过程中，酒的药用作用被放大了，能治百病，比如早上喝半勺白兰地可以预防关节炎和口臭；还有的医生说白兰地可以治头痛、心脏病、痛风、耳聋等病；酒甚至还能改善外表，比如丰胸、抑制头发变白等；还能治愈情绪问题，比如消除抑郁症、改善健忘症等。人们将白兰地和威士忌称作“生命之水”。

特定的病症应当用其功效已被证明的特定药物来对症治疗，这是现代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19世纪以后才有，在19世纪以前，医生是将药物当作一种能产生笼统作用的生理工具，所以在欧洲，酒、烟草、鸦片都在治疗疾病时都扮演过包治百病的角色。

相比而言，《本草纲目》的医学思想很先进，所记载的酒的药用，基本上是对症治疗。《本草纲目》里大概记载了二三十种药用酒，所谓药用，就是现在的配制酒，或者露酒。这些酒一般来说是发酵酒（蒸馏酒被称作烧酒单列出来，有独特的功效），米酒什么的，主要用来泡药材，比如蛇酒、虎骨酒、鹿骨酒等，还有用青蒿泡的青蒿酒，用来治疗虚劳病症。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炼出来的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因为提炼出了这个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本草纲目》的药方里，有一部分是把中草药作为一种原料，放在酒曲或者酒粮里来发酵，这种酿酒技术至今还保留着，南方的有些小曲酒，酒曲里就有中药，著名的董香型酒也叫药香型酒，原料里有几十种中草药。

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酒都已不是药品，现在的酒，购买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只是作为一种嗜好性饮品而存在，医学界甚至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就发过文章强调过这个观点。

酒到底有无药用？如果没有，为什么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它都明确被当作一种处方药在使用呢？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在其著作《上瘾五百年》里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现摘录在此：

“自从古希腊波克拉底行医的时候起，医生们就知道，他们能为大多数病人做的只是预测病症后来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就顺其自然了。但病人和病人家属却期望医生把病治好，起码要把病症减轻，医生如果能达到这种期望，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丰收，否则就会流失上门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给予快感的，能减轻疼痛的，能消除忧郁的，能恢复体力的，能帮助入眠的药物都是上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烟草、酒、大麻、罂粟都曾经作为一种广谱性药品在医学界使用。

我理解酒能当作药物使用并起作用，主要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病人有病乱投医，二是能舒服一秒是一秒。病人有病乱投医，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采取措施让病症减轻，让病人舒适一下，那么有麻醉作用或者兴奋作用的东西就能成为广谱性的药品。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确实有一种非常难得的理性精神，一种酒对一种病的对症治疗的概念是有的，但真正对症状起作用的到底是乙醇还是酒里浸泡的药物，这个需要做相关的临床后续研究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有可能是那些药物起了作用，比如有个药方是茴香酒，西方也用茴香做成苦艾酒，有一定的麻醉作用。

总的来说，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酒的药理和毒理作用，并没有现代医学的概念，由于它和现代医学的药理学和毒理学是不一样的，所以，酒就退出了现代医学的药品系列。

由此，我们就可以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里酒的作用提点总结性的认识。

酒杀灭不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也抵抗不了，但是它能缓解在整个封闭管理过程中、宅在家里的人们紧张压抑的神经，神经放松了，心情调节好了，对保持良好的免疫力是有帮助的。在这种情况下，酒对防疫抗疫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能将酒理解为一个处方药，它没有那么大的功能，而且要记住，杭州市发出的防疫抗疫建议是“适量饮酒”，如果喝多了，反而会降低人的免疫力，所以饮酒适量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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