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孙大午先生印象（2）

~清风明月

文/李寻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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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贴地而行、紧接地气的人，却十分务虚，这是孙大午先生的另一面。

我们看大午集团关于孙大午先生的资料及网络上的介绍，发现他和国内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公知”）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年间，他所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相关座谈会，保育钧、茅于轼、张曙光、资中筠、江平、赵旭东等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有参加，中青年知识分子秦晖、胡星斗、杨支柱，以及一些像李锐那样比较有自由思想的老干部等，也和孙大午先生多有接触，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也曾来大午集团参观并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

此外，孙大午先生还高调地创立了一套企业内部制度——“私企君主立宪制”，在大午集团试行传播，引起国内及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国内外的一些大学都将其作为一个案例，派人到他这里来总结经验。2006年，“私企立宪制”被收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案例库；2010年，《孙氏家族企业案例研究》入选《北大案例通讯》，孙大午应邀参加“IFERA@CHINA家族企业发展国际会议”；2011年《河北大午集团的家族企业立宪制》入选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案例100篇，私企立宪制入选加拿大毅伟商学院案例库（仅次于哈佛商学院案例库）；2016年，孙大午应邀参加“2016年中欧第五届中国家族传承会议”；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南开大学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北京理工大学的裴蓉教授等，都曾对“私企立宪制”做过研究。孙大午先生自己也在各个论坛发表演讲，做企业文化的交流，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务虚，进入理论界了，这种状态和他做的那些贴地气的事反差较大，这也是让我感到好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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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切，也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首先，在2003年时，他因言获罪。他参加过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座谈会，其后，又在北京大学就三农问题发表演讲，呼吁政府对农村要少进行干预，认为农民会自己发展起来，也提出了关于不要再把农业费转成农业税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后来，地方上的政法部门便以非法集资的理由将他逮捕入狱，再后来，党和政府在政策上有所控制，加上知识界、媒体等社会各界努力，孙大午先生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现在，他的刑期已经服完了。在事发当时，他曾非常悲愤地说：“我不认罪，但是我伏法！”这是大午集团的一场变故，当时不仅抓了他一个人，而是把他们三兄弟全抓了，大午先生的夫人也因被通缉而被迫逃亡。

那时，经过这场变故回来后，孙大午先生在服刑期间就不能当董事长了，企业这时又不能缺了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创了自己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通俗来说，就是自己不做董事长、不做法人的时候，还能够控制管理企业。大午集团这个企业是家族企业，兄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得摆平理顺，同时，又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主要来自本村或周边村镇县城的人，当地农民为主要就业者，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企业主人翁的意识来主动进行工作呢？这就要有一套能够凝聚这些员工的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孙大午先生进行了制度创新。他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是孙大午先生是大午集团目前唯一的资产所有人，股东只有他一个，股权全是他的，同时，也对他的权力进行约束，其家族的人和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及其员工等其他人均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企业有董事会、监事会、执行层等，董事长的换届选举也是每三年一次，等等。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套制度较为完整，同时也较为复杂，我们习惯于较为简单化地处理问题，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则需要有更多复杂的细节要了解清楚。关于研究孙大午先生“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资料及文献非常多，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参考，深入了解，本文对此不展开细说。

除了企业内部的情势逼出了“企业的君主立宪制度”，从更大的环境来看，是整个营商环境的恶劣逼出了他与公知们的结盟。实际上，孙大午先生那次在北大的讲话，是他在经营实践中遭遇到困难及痛苦时所产生的真实想法，他希望，克服掉这些困难，中国经济就能更快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于自己的生活、生产感受而提出了一些看法。但就是因为这些思想，他居然被不合理地关押，而当时能够营救他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如果没有这些力量，很可能就造成了一起冤案。正因为如此，孙大午先生也就被迫地和这些人走在了一起。总的来讲，我认为，他的制度创新和与公知们的结盟，首先是寻求安全的需要，安全因素是他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要保证其人身、资产、企业的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的发展，于是，他不得已创造了这些制度，也不得已地寻找到了这些外界的联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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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界的环境只是一个逼迫人的因素，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几乎面对的都是这种外界环境，为什么只有孙大午做到了这些？这和他本身的素养有关。孙大午先生虽然出身农村，但见识阅历很丰富，他当过兵、当过银行职员、当过老板……而且他心底里有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色彩，年轻时也曾是一个文艺青年，热爱写作，大午集团的歌词就是他填的。他非常聪明，与其交往让人感觉很坦率，不藏着掖着，很多一般人碍于面子而难以启齿的话，他都能讲得很透彻，很多难听的批评意见，他也都允许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照单收录。我觉得不只是他胸襟宽阔，而是他聪明睿智，对于一些事，聪明人会觉得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把它憋在心里，在后面暗搞，这个事就永远解决不了，如果将它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不回避大家的真实想法，公开处理反而好办。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聪明人的制度，大家都聪明，而且不把别人当傻瓜，认为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一定能想到，反而大家都会把心里的想法全部释放出来，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讨论博弈，达成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这是民主制度的特点，所以，人人聪明或把每一个人当聪明人看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提。而专制制度，总是以为别人是傻瓜，总以为自己可以搞些小心眼小伎俩，通过暗箱操作来解决问题，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启蒙运动，所谓启蒙就是让每个人的智慧、每个人的理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的思想充分获得承认，在理性的基础上，排除一切蒙昧和愚弄人的技巧或者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出现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尊重每个人聪明才智的制度，而所谓专制制度就是一小部分人去愚弄另一部分人，或者认为人们之间可以互相愚弄，达成某种利益分配方式的一种制度。大午先生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就天然地接受了运用民主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未完待续